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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服务方强势，支付方整体控费能力弱，其需要采购的是能够严控医疗行为的服务。但支付方在线下都无法控费，何谈在线上的控费。如果反向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产品则会面临进一步的巨额亏损，因为互联网医疗公司面对的都是病人，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。
因此，正是中国医疗体系的扭曲导致了大医院的无限膨胀，也极大的限制了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。互联网医疗在中国是资本催熟的行业，根本不存在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，其发展还要受到体系的制约，发展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因此，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当务之急不是发展互联网医疗，而是如何去有效的借助政策的东风反转目前被扭曲的体系，管住大医院并进一步推动基础医疗的发展，未来政策的基调和市场的趋势也将集中在这几个方面。所以，在未来几年，互联网医疗的角色依然只是辅助性的，但随着支付方制约力量的增大，互联网医疗也将迎来一定的发展。
无论如何，在行业巨变的前夜，这样一场对话背后的意味还是非常值得探究。在这样的对话中，双方无法形成行业的共识，也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观。在支付方弱势的大前提下，双方都同样是畸形医疗服务体系下的产物，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，都妄想着对方可以成为自己的附庸，这真是当下最好的一个缩影。与美国医院和互联网公司的高度合作与协同相反，中国的双方高度不一致，这是因为双方虽然缺乏价值共识，但线性思维却是一致的，都希望自身的野蛮成长能最终击垮对手，这也为所谓的颠覆观给出了一个最好的注脚。总而言之，双方在未来都不会是主角，真正的主角还隐而未发，但未来大医院受限是毫无置疑的，至于互联网医疗能否获得很大的发展仍有待观察。
